李雪梅孟峰磊
苟坝会议(雕塑)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长征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其实，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在遵义会议上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湘江战役之后的通道会议就拉开了序幕，而会理会议则为这一过程画上了句号。
遵义会议前的准备会议
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让中央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使红军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认识到这是排斥毛泽东正确路线所致，因此一直以来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怀疑、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通道会议第一次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主张，标志着李德的意见不再是神圣而不可置疑的。
会后，红军转兵西进贵州，摆脱了敌人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好的口袋阵，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12月17日，红军到达贵州黎平县城，获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补充和休整。
通道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中意见尚未完全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会后，李德、博古仍然坚持要去湘西。为了解决红军未来战略计划问题，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是自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黎平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
12月19日，根据会议决定，红军由黎平出发向贵州腹地进军，并连续攻克了锦屏、剑河等八九座县城，这使中央红军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休整补充和改编。
年12月31日至年1月1日在贵州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抢渡乌江之前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召开的。因为此时少数的“左”倾领导人依然固执己见，对黎平会议决定持不同意见，坚持回兵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猴场会议除了决定继续向川黔边进军外，还作出决定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上限制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三人团”打下了基础。
遵义会议的召开
猴场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连续打破了贵州军阀的追击堵截，于年1月7日攻占了黔北部重镇遵义。
在遵义，因为出现了一个稍微缓和的环境，红军在此进行了休整，也为党中央召开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扩大政治局会议创造了条件。1月15日至17日，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此时，博古对“左”倾军事错误还缺乏认识，在会上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了辩护。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左”倾军事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王稼祥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投了关键一票”。随后，张闻天、朱德、周恩来都相继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在会议的最后阶段，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了长征以来的“三人团”，决定周恩来是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这次会议虽然对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政治上还没有进行总结和彻底的清算，但解决了军事方面的问题和改组了中央书记处，这是关系着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等人在遵义会议上不是想一揽子解决掉所有问题，而是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军事问题，从而为解决其他问题创造条件，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智慧。
遵义会议后的延续会议
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问题，但军事路线、常委分工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要想保证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指挥权，就必须变换中央领导权，也就是说必须有人代替博古。
年2月3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鸡鸣三省村，云南扎西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寨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会上，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博古把装有中央文件、印章的挑子交了出来，正式交出了中央领导权。同时，还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主张二渡赤水，再占遵义。而大家都主张进攻打鼓新场，争取更大胜利。会议争论不休，毛泽东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进行抗争，但仍无济于事。会议决定进攻打鼓新场，还通过表决撤销了上任不到一周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彻夜不眠，提着灯笼踩着泥泞小道走了几里路去说服周恩来。最后周恩来接受了他的意见，然后又说服了大家，放弃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感觉，长征途中每遇战事都要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往往争论不休，很容易贻误战机，因此提议成立全权军事指挥小组。这一提议立即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的赞同。12日，由张闻天提议、会议一致通过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
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不再仅仅是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而是有了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整个红军的权力。
四渡赤水以后，红军突出数十万敌军的重围，由被动变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省会理地区。但由于部队长途跋涉，连续行军作战，疲惫不堪，加上有些战斗失利，使红军一些将领不理解毛泽东指挥方式，认为部队总是转来转去不打仗，净走冤枉路，因此出现很多怨言，甚至有人提出撤销毛泽东的前敌指挥权。
为了统一思想，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扩大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少数人的错误认识，统一了全军的思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可以说，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为遵义会议画上了圆满句号，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